扎拉嘎胡：内蒙古草原文学的“蒙古马”

扎拉嘎胡

话从14年前说起吧。

那时候我们常去扎拉嘎胡先生家，一壶浓浓的茶，茶是云南的滇红。我们兴致勃勃地谈忽必烈、蒙哥和他们的蒙古帝国——扎拉嘎胡正在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

忽然，听说扎主席住院了，心想可能是写作累病的吧。我们去内蒙古医院看扎主席，走进病房，见他倚在床上，津津有味地看一张报纸。我们都站在他床前了，他也没发现。直到我们叫一声“扎主席”，他才抬起头，报纸还拿在手里。

那张报纸是《文艺报》。扎主席说：“几天前，金炳华同志来医院看我，消息发出来了，你们看。”

我们接过报纸，详细地看了报道，报纸上写到：金炳华书记详细询问了扎拉嘎胡的病情，并代表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对扎拉嘎胡及其亲属表示亲切慰问，希望他安心养病，早日康复。

我们看完《文艺报》，扎老师拿过去，很仔细地折起来收好。接着说了对金炳华书记、中国作协感谢的话，又说起他创作《忽必烈》的事。

扎拉嘎胡于1930年出生在内蒙古科右前旗一个叫斯力很的小村子。科尔沁的冬季很漫长，冬闲的时候村里人们都喜欢听“乌力格尔”（用四胡伴奏说唱）。小小年纪的扎拉嘎胡总是躲在大人身后，或是坐在一个角落，津津有味地听“乌力格尔”。他听过《江格尔》《格萨尔》，听过蒙古说书人译成蒙古语讲的古代故事，以及许许多多的蒙古民间故事。这些名著和民间故事在少年扎拉嘎胡的心里扎根，也在他心田悄然生长文学的“娜荷芽”。

扎拉嘎胡绽放的第一朵“娜荷芽”是《一朵小红花》，1952年4月25日发表在《内蒙古日报》上。扎拉嘎胡1947年参加革命，参与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处女作就是写这时候出现的新人新事。扎老说：“五十年代初，我开始创作，涌到笔下的全是蒙古族的新生活、新人物，以及和蒙汉民族团结一心、建设家乡的感人事迹。”

这些感人的事迹，在扎拉嘎胡笔下成为一篇又一篇小说接连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友谊》《草原上的新路》还上了文学期刊。这些作品都是歌颂那个美好时代，表达青年作家对新生活、新时代的幸福感和自豪感。

左起：哈斯乌拉、冯牧、扎拉嘎胡

1957年，扎拉嘎胡的中篇小说《春到草原》由作家出版社推出。这部小说给读者一个惊喜，也给评论家、文友们一个惊喜，大家认为扎拉嘎胡的创作有突破了。《草原》杂志刊发的评论说，《春到草原》的创作发表，对我们内蒙古文学界来讲，是一件大喜事。作者在小说创作艺术功力上大有进步，在人物刻画塑造上有突破，恰如其分地通过典型的细节描述，使人物生动具象起来。好人，引人去爱；坏人，让人去恨。

《春到草原》写的是合作化运动之后，合作社的巩固、生产的发展，以及家庭生活和爱情关系的复杂交织等故事。这与作家前期简约单一的情节叙述形成鲜明对比。扎拉嘎胡的创作，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红路》是扎拉嘎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这部小说奠定了作家在内蒙古长篇小说创作领域的地位。

扎拉嘎胡曾于1947年在扎兰屯工业学校学习，小说《红路》反映的正是这个时期学校里两条道路、两类人物进行斗争的故事。小说通过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等错综复杂的故事，回答蒙古民族选择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光明道路，还是跟着国民党走倒退的黑暗道路？这一主题无疑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小说发表后，立即有人写评论文章说，《红路》通过一场特殊的隐蔽的政治斗争，通过不同的蒙古族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生活道路来揭示有关民族命运的重大主题。小说塑造的几个性格鲜明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第一批成功的知识分子形象。作者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塑造的共产党员额尔敦，是蒙古族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人物、代表性人物。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为丰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人物画廊作出重要贡献。

1959年，扎拉嘎胡到包钢深入生活，和工人同志们吃住在一起。沸腾的生活，火热的劳动，激发了作家的创作欲望。他开始酝酿小说《草原雾》了。

《草原雾》从写作到出版，历时多年。他在包钢深入生活时酝酿构思，在内蒙古大学文研班学习时动笔写作。1965年完成。小说稿寄到作家出版社，很快就通过终审，下厂打印出清样，准备付印。这时候接到上级部门的通知，说内蒙古自治区献礼办要求将《草原雾》作为自治区成立20周年重点献礼作品，要求将小说打印清样交给他们，再审定出版。没想到的是，《草原雾》并没有作为献礼作品出版问世。

扎老一直到今天也想不明白，《草原雾》为什么就胎死腹中？

包头作家李汀写过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扎拉嘎胡后来是怎样再修改作品、再出版《草原雾》的艰辛过程：

左起：陈忠实、扎拉嘎胡、邵燕祥、从维熙、查干

1974年秋天，扎拉嘎胡对《草原雾》再做修改。老扎一个人住在二冶党校的一间斗室。大楼里，白天人来人往，夜晚空寂无人。一座三层红色大楼，只有三楼北侧一个窗口彻夜亮着灯光。老扎趴在桌子上，没日没夜地写作。终于有一天，守夜的工人师傅找到我说：你们当作家的人都这样吗，一天到晚地写呀写，就是一头牛、一匹马也得打盹瞌睡呀，快劝劝你的朋友吧，别把身体累垮喽。我把工人同志的意见告诉老扎，老扎笑了笑说：“感谢这位工人同志。你要是像这位工人同志一样关心我，那就给我换一把椅子吧。”老扎站起来扭扭腰。我这才发现，他坐的是一条板凳。我拍拍脑袋，立即给公司办公室打电话，让搬来一把旧弹簧椅子。

《草原雾》经过几个月的修改，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将题目改为《草原的早晨》做出样书。编辑王笠耘、谢明清带着样书到包头开审稿会。在听取了一番讨论后，老扎按照大家的意见再修改，将50多万字的小说删去十几万字，再交给两位编辑带回北京去了。

在特殊年代出版的《草原的早晨》留给作家许多遗憾。

这个遗憾，必须弥补。

1982年，扎拉嘎胡再一次动笔，大动大改，再把题目恢复成《草原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扎拉嘎胡在新版《草原雾》的后记里写到：我愿意奉献1965年的校样《草原雾》，它是我生活在蒙古族第一代钢铁工程技术人员、工人阶级中的忠实记录，是我家乡史诗般演变的赞歌。我的心灵里装满了我对自己民族的爱。我的爱多么希望能得到公认啊！

这是一位人民作家的信念、意志、坚守、责任，以及一个作家的良心。

左起：扎拉嘎胡、晓雪、包玉堂

198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嘎达梅林传奇》全景式地描写了嘎达梅林起义，是反抗蒙古王爷和反动军阀、争取蒙古民族利益的壮丽史诗性力作。

嘎达梅林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内蒙古东部草原。嘎达梅林为了保护草原，维护蒙古人的利益，造反起义，浴血奋战，最后英勇牺牲。

怎样写这部史诗性长篇，扎拉嘎胡在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谢明清的一封复信里是这样说的：我写《嘎达梅林传奇》前，已经做了长期准备。早些时候，听说嘎达梅林故事，就很想写这个故事，又走访了熟悉嘎达梅林的一些人，翻阅关于嘎达梅林的许多蒙汉文资料。这其中有嘎达梅林的传记、传说，还有达尔罕王家族史、敌伪档案，以及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口述材料。我在查阅这些材料后感到，嘎达梅林的事迹能够在中国广泛流传，是蒙古民间故事起了主导作用，而民间故事正是表达了蒙古族对自己民族英雄的爱戴之情。

“忘记自己民族中的伟人、英雄和天才，就是那个民族的耻辱和悲剧。”这是扎拉嘎胡在《嘎达梅林小道》一文里写的一句话。为了记住和怀念蒙古民族英雄，是作家写作《嘎达梅林传奇》的初衷。《嘎达梅林传奇》一经出版就受到读者的欢迎，也得到评论家的关注，获得了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长篇小说奖。

199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黄金家族的毁灭》。同年，台湾强化文化有限公司出版了繁体字版《黄金家族的毁灭》。

《黄金家族的毁灭》是扎拉嘎胡历时10年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小说成功地塑造了蒙古族杰出作家尹湛纳希这个艺术形象。作家以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展示了清朝后期“黄金家族”在内外交困的混乱中走向毁灭的历史悲剧。作者用浓重的笔墨写了没落家族毁灭过程中一个由迷惘走向觉悟的伟大作家尹湛纳希的形象，讴歌了蒙古族勇敢正直、探索追求、向往自由、渴望发展进步的伟大民族精神。

《黄金家族的毁灭》是重大的历史题材创作，书刚刚出版就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内蒙古作协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北京召开研讨会。评论家曾镇南说，《黄金家族的毁灭》是绽放在强烈阳光中的文学奇葩，是扣动读者心弦的民族史诗。它既浑厚又灵秀，既雄迈又婉丽，熔写实与志异于一炉，铸世象与人物于一鼎。时代精神和民族特性，缓缓地、深透地传递给我们一种艺术的美和力。多位评论家表示，小说的历史深度、思想光彩和艺术魅力，集中地凝聚在尹湛纳希这个典型人物身上。如果说，国内外诸多尹学家抢救了濒临消失的尹湛纳希的书稿、遗物，以扎实的研究成果，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那么，扎拉嘎胡则以一个杰出的作家对前辈和同行的同情、理解、崇敬，通过灵妙的艺术想象和素中有绚的生花之笔，在我国当代历史小说的画廊里，成功地复活了这一文学灵魂，使他活灵活现地立在读者面前。

《黄金家族的毁灭》的成功创作，进一步提升了扎老在内蒙古民族文学领域的影响力。

扎拉嘎胡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蒙古族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文学活动家。他的作品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都植根于蒙古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植根于草原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努力探索和反映民族精神的发展演变，精心描绘草原生活的巨幅画卷。

扎拉嘎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写到：我的作品几乎都是写蒙古人的。这是我在文学创作上的优势，也是我的长处。我常常想，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作家要把自己的创作纳入中国文学的行列乃至世界文学的行列，首先要准确地掌握和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才能达到目的。我们蒙古族的文学必须立足于蒙古族生息、繁衍的土壤里，面对蒙古族的悠久历史，开掘蒙古族的深层文化，从而反映当今的社会变革、民族气质和蒙古人的精神风貌。一个蒙古族作家的作品，最先得到本民族的欢迎，才有可能受到其他民族的欢迎。

扎拉嘎胡的写作有着使命感，有着对民族的一种责任与担当。扎老常说，我在写作的时候，始终没有忘记，我是一个有着使命感的蒙古人。通过我的作品，我拼命想让世人理解：成吉思汗子孙和忽必烈的后代是怎样驾驭着风云突变的时代骏马。我不是民族主义的鼓吹者，我是虔诚的国际主义信仰者。

扎拉嘎胡出生在内蒙古，一生工作、奉献在自己的家乡。他当过报社记者、文学编辑，搞过专业创作，当过《草原》杂志主编，担任过内蒙古党委宣传部的文艺处长和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此外，还任过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内蒙古作协主席，并当选过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委员等许多职务。他的这些经历告诉我们，扎拉嘎胡是人民的作家，是草原的歌手，是一个时代的讴歌者，更是一位优秀的党的文艺工作组织者和领导人。

2020年国庆节，我们去看扎主席。因为节日，家人把住院的扎主席接回家里，一家人同祝国庆节。我们在客厅里和扎主席说话。他坐在靠窗口的一把椅子上，背后是落地式报架子，一期又一期《文艺报》排列在架子上。我们问：“扎老师还坚持看《文艺报》呢？”

扎老师说：“眼睛花了，看不大清楚，让孩子们给我读《文艺报》，从这里我了解一些文坛上的事，作家们的事，还想知道一些新老文友们在写什么、干什么呢……”

14年前，我们在扎主席家里谈写作，谈他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可是，今天我们却要绕开这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扎主席是为了创作《忽必烈》而病倒的，而且一直在医院里待了这么多年，谁忍心再说这个事让他伤心难过呢？

我们知道，扎拉嘎胡的《忽必烈》，在他住院前已经敲出20多万字了，一直在他的电脑里静静地卧着。这20万字仿佛是忽必烈大战阵前踏冰卧雪的勇士，他们等待着战鼓的雷鸣，等待着号角的长啸，等待着一声号令啊！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0年11月20日5版

微信编辑：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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